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《长征》与我相伴3年。3年中，我翻阅了五遍。在自己所有藏书中，这是读的次数最多的一部书。

书中，勾勒了一道道或轻或重、或长或短、或黑或红的笔痕。那一道道的笔痕，犹如深深扎进大地的树根，不断汲取着滋养生命的力量。而我，恰如那棵树，在一遍又一遍深读《长征》过程中，越来越懂得珍惜、越来越懂得感恩，越来越自信、越来越坚定，曾经毫无生机的虬枝逐渐挺拔、曾经嗒焉自丧的枝叶光彩夺目，每天努力生长，拼命拉近与太阳之间的距离，内心澎湃着一种不言不快的激情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‘绝对’两个字，就是唯一的、彻底的、无条件的、不掺任何杂质的、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。”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每一步、行进的每一刻，处处铭刻着“忠诚”两个熠熠生辉的字符。

长征的胜利，无疑是因强大坚实的凝聚力战斗力向心力，归其根本就是共产党人绝对的忠诚。两万五千里，无数中国工农红军抛头颅、洒热血，谱写了一篇篇感天动地的忠诚华章。

第六军团有个叫做张吉兰的女战士。在掩埋战友尸体时候，她在尸体堆里发现一张熟悉的脸庞，那是她的丈夫。张吉兰把丈夫满是血污的脸擦干净，把他们平时最珍贵的牙刷放进丈夫口袋里，然后把丈夫埋葬了。张吉兰因为悲伤和生病身体极度虚弱，五十团政治部主任把自己的马给了她，瘦弱的如同秋风中的一篇落叶的张吉兰趴在马背上，几天后，连趴马背上的力气也没有了，被迫留下来。不久后，张吉兰觉得又有力气走路时，决定去追赶队伍。可是队伍在哪里？张吉兰得出一个结论：追击红军的国民党到了哪里，自己的队伍肯定就在那里。在一个山洞，张吉兰把自己的头发剪光，装扮成男人参加国名党军队。跟随敌人的队伍在大山里转来转去，终于有一天接近了红军，而且距离如此之近，几乎可以看见隐约闪现在灌木丛中虽然褪色依旧夺目的红色五角星。张吉兰立刻抱着枪向红军阵地跑去。她扑进一条河，拼命向对岸游去，就在感到可以回到久已未见的战友们温暖怀抱时，身后的枪声响了。张吉兰想喊一句什么，但没有喊出来，她挣扎了一下，便从河面上消失了，消失在一个血红色的漩涡中。

我仿佛看见，女红军身体在河水中缓慢下沉，眼睛吃力地仰望对岸，苍白的脸上露出幸福地微笑，生命虽然即将终结，但却看到了久违的红星。读《长征》过程中，“忠诚”在字里行间跳跃，从入眼到入脑，从入脑到入心，渐渐融于血液，对忠诚也就有了刻骨铭心般的感悟。作为纪检监察队伍中的一员，接触最多者是违规违纪违法的案件，更多的时候，把每个案件当事人违规违纪违法原因归结为日常监督不严、纪律意识淡薄等客观因素。读过《长征》后，对“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”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，所有的腐败问题本质上是政治问题，搞腐败说到底就是政治上变质，是对党的性质和宗旨的彻底背弃，也是对初心和使命的背叛。一个党员干部廉洁与否，取决于对党、对事业、对人民、对信仰是否真正忠诚。

类似有名或无名的英烈说也说不尽，类似有记录或无记录的故事讲也讲不完。安徽浙江交界处，提前军事转移的第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第十军在闽浙赣苏区会合。11月下旬那一夜，天降大雪，山峦苍茫。天亮时，方志敏在怀玉山被捕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从此在中国革命史上消失了。国民党给方志敏带上十斤重的铁镣，让他从怀玉山走到上饶，再从上饶走到南昌示众。被沉重铁镣桎梏的方志明，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给今天的中国留下了最优美的文字：我相信，到那时，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，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，欢歌将代替了悲叹，笑脸将代替了哭脸，富裕将代替了贫穷……1935年8月6日凌晨，方志敏被杀害于南昌城外一口小井边，这位36岁的共产党人在牢房墙壁上留下的遗言是：“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，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。”

读至此，内心一遍遍拷问，如果每个党员干部都能像这些先烈一样，忠诚于党、忠诚于信仰，还会甘于被围猎和诱惑吗？还能被围猎和诱惑吗？忠诚就像大黑的天穿上夜行衣一般，是非曲直、奸诈丑恶，难于察觉，有的甚至大伪似真、大奸似忠，难辨一二。忠与不忠、诚与不诚，需要的是时间的淬炼，甚至穷尽一生，经历生与死、得与失、荣与辱的重大考验。“正邪自古同冰炭，毁誉于今判伪真”，岳王庙内，气象肃穆，令人肃然起敬。岳王庙前，秦桧、王氏、万俟卨、张俊四个奸贼反剪双手、屈膝长跪，遭万世唾骂。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骨无辜铸佞臣”道出了老百姓爱憎分明的心声。

触摸历史的细节，方能知其深刻；读懂《长征》的故事，方知党的苦难历程。物质和精神是认识生命过程中两个相互依存但处于不同空间的要素。前者是须臾的，后者是永恒的；前者是脆弱的，后者是坚实的；前者是杂芜的，后者是纯净的。支撑生命最可贵的力量不是物质而是精神，忠诚无疑是精神世界最珍贵、最持久的品质。短到一个人的生命，长到一个国家的历史，忠诚是始终维系一个民族奔腾不息的重要基因。

大浪淘沙，沉者为金。每个纪检监察干部，将会在新时代的时空中接受考验，历史也终将证明每个人的忠诚。(李群涛)